冯友兰先生在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的小序中说，修史须才学识兼具：即史料精熟、选材精当、文笔精妙。近读郑子瑜、宗廷虎主编、陈光磊副主编的《中国修辞学通史》（简称为《通史》，吉林教育出版社），感觉真正具备了“三精”品性。
中国修辞理论源远流长，然而，自上古以至20世纪初，它始终没有独立的学科体系，经常与哲学、经解、文论、诗论、随笔、杂记等融合在一起，所以，要从这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披拣梳理出其发展脉络，非通古今、贯文史者不能极其致。观二百万言之《通史》，从殷商到1995年，时间绵延三千多年；从甲骨卜辞到修辞学专论，涉及几乎所有文献，作者们精细爬梳，精纯提炼，以翔实而全面的材料科学地描绘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轨迹，完整系统地保留了祖国的重要文化遗产。
中国修辞学虽无系统的理论，然而它却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，我们必须对这些学术成就进行批判性的总结。《通史》取舍得当，褒贬适度，独具慧眼。首先，它注重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影响，从社会需要的推动，其他学科的促进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等各个方面进行选材，凸显了民族特色；其次，它既重视“通史”的连续性，对中国修辞学一以贯之地坚持“立诚”原则和重视社会功用、重视语境制约、重视语言技巧等“主体意识”作了历时的过程描述，又重视各个时期的独立性，对古代修辞学研究随语体演进而发展，现代修辞学研究以语言为本位，当代修辞学研究把体系作目标的时代特征作了共时的状态描述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通史》十分重视修辞学研究的方法。作者们既对古代的评点法、实证法、比较法和鉴赏法等非逻辑方法进行了介绍和批判，又对现代的分析与综合、归纳与演绎、系统与控制以及修辞学特定的方法进行了描写和评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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